刘铁飞是一名画家。2003年秋，他在高密孙家口的“青纱桥”写生时，从当地老乡手里意外得到一把断了的刺刀和一个被用作水瓢的日军钢盔。“那时老百姓喜欢拿出家中的老物件儿给我看，因为这些东西收古董的不要，他们只收集古钱币、古瓷器之类的。”刘铁飞意识到这是抗战遗留物品，很有纪念意义，于是便从老乡那里买了过来。从此开始，他有意收集这些抗战遗物。很多老人听说他喜欢这些“老玩意儿”，纷纷把自己家里的“废弃物”拿给他。陆陆续续，他收集到了手雷、子弹、枪套、大衣、披风、作战服、裤子、文件等不少抗战遗留物品。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人，也会主动跟他聊起当年孙家口伏击战及平度公婆庙惨案的往事。
后来，这些老人一个个过世了。“当他们的身影消失于我的生活时，我感到记录这段历史刻不容缓。回想起这些老人的一生，战争的印记和创伤几乎一直伴随着他们。孙家口伏击战及平度公婆庙惨案发生时，他们也不过是孩子。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责任，应将我收藏的抗战物品展示出来，发挥出它们的价值。”刘铁飞说。他决定自筹自建一座红高粱抗战纪念馆。他边画画、边办展、边筹资建馆；为《6号彩票软件注册登录》了还原真实的抗战历史，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反复拜访居住在孙家口、公婆庙附近的80岁以上老人，并专门为他们拍摄了《见证者》照片墙；为了收集更多抗战物品，他奔走于济南、北京、台北等地……
很多藏品的收藏过程非常曲折。展馆中有一份日军文件《山东省高密县、青岛市胶县农村调查成绩》，是刘铁飞在济南一家古董店发现的，但店家告知他这份文件已被别人订下，过几天来取。无奈之下他便向店主索要了那位顾客的联系方式，与对方见了面。当对方得知他是为故乡收集资料后，便忍痛让给了他，这两位抗战物品收藏者也从此成为好朋友。
展馆里还有一件“汉奸文物”——当时招远县知事宋效博赠送给日本军官的纯银奖杯，是刘铁飞从台湾购得的。2011年，他到台北举办画展时，在一家古董店看到了这座奖杯，吸引他的是杯身上的两行字：“敬祝：伊藤警备队长临别纪念，招远县知事宋效博敬赠”。店长介绍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收购的，在店里摆放了近20年。刘铁飞将此物品信息发给了父亲，父亲查阅资料后告诉他：宋效博1939年秋至1941年任日伪文登县公署知事，伊藤的部队则参与了对平、招、莱、掖根据地的频繁扫荡。这是一件难得的日军侵华物证。在刘铁飞的再三央求和台北山东同乡会老乡的协调下，店主终于同意让出这座奖杯。刘铁飞花掉了办画展的大部分收入，捧着这个“宝贝”回到了山东。
展馆内的很多藏品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其中有一本日本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山东省建设进步状况一览表》，是昭和十八年(1941年)由日本的“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编写的，上盖“极秘”章，其内容涉及“山东省县知事任命、行政浸透、警察警备人员装备、保甲自卫团人员装备”等。上文提到的《山东省高密县、青岛市胶县衣村调查成绩》，则详细记录了高密东北乡周边区域的粮食生产和物价受到卢沟桥事变影响的情况，是日军为其进一步侵略所做的准备。
纪念馆中还有一件日军中将的披风，也是馆内重要藏品。这件披风是孙家口伏击战的战利品，它原属于伏击战中被击毙的日军中将中冈弥高。披风内有标签，标注了生产日期、厂家和穿着者姓名等信息。刘铁飞告诉记者，山东师范大学曾专门组织专家团对这件披风进行了研究，最终在日本爱知县找到了这件披风的生产厂家，这家工厂目前仍在生产服装。
2018年，“红高粱抗战馆”终于落成。抗战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以孙家口伏击战为主展区，另设日军在胶东、世界反法西斯、中共抗战印象、红高粱4个分展区。展馆藏品也在不断丰富，抗战馆现有馆藏文物3000余件，日常展出1000余件，珍贵文物107件。展品均为抗战实物。开馆以来，作家莫言先后两次来馆参观，并将“红高粱抗战馆”和日军中将的披风写进了他的小说《晚熟的人》。
抗战馆先后被评为潍坊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潍坊市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山东省红色研学基地、潍坊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每年有十几万人到红高粱抗战馆参观学习，其中青少年约8万。
刘铁飞告诉记者，来纪念馆研学的老师和学生，在看到这些带有历史痕迹的抗战文物后，都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来纪念馆参观的高密市孚日初级中学学生孙正正说，“在参观纪念馆后，我对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感到敬佩与尊重，我感觉到红色的精神在我身体里流淌。我要好好学习，奋发图强，未来为祖国的事业与发展作出贡献。”
看到初具规模的红高粱抗战馆，刘铁飞感到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这些物品的最大价值，是让人们看到它们，并且记住那场伏击战。”在他看来，高密东北乡的精神即为红高粱精神，而红高粱精神代表着抗战精神中的坚韧、不屈。他希望这些抗战物品所传达出的抗战精神，能在故乡一代代地传下去。
“我在建馆之初曾想过，等我到了退休年龄，这个馆能够健康运转起来时，我就可以将它捐给国家了。现在，这仍是我奋斗的目标与动力。”刘铁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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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但从小跟着外婆在农村 ⛷生活。夜空中的萤火虫、稻香远飘的水田、清澈见底的溪流时常萦绕 ♓心头。大学本科毕业后 ，我进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工作，开始关注城 ♎乡教育问题 ♍。之后，攻读硕士、博士，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做了博士后，一直致力于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青年的关注越来 ♒越多。
本报记者 王涛 【编辑:杨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