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券业观研
中银基金再迎人事更迭。
6月17日，中银基金公告称，因工作调整原因，公司董事长章砚离任，该职务由执行总裁张家文代任。
除了高层间的人员流动，中银基金因业绩表现不佳更受外界关注。
作为银行系公募“元老”，中银基金近年管理规模从2020年末3571亿元飙升至2025年一季度6500亿元，增幅82%，但结构极端失衡。其中，固收类占比95.4%，货基规模3347亿元反超债基成主力。
与之反差的是权益持续溃败，混基规模从2021年一季度621亿元跌至2025年一季度207亿元，降幅66.7%，主动权益产品规模占比仅4.6%。其88只混基近一年仅24只跑赢行业平均，51只规模不足5000万元。2021年至2025年5月，17名基金经理离职，包括多位十年老将，接棒新人多任职3年左右，业绩平庸，公司更是陷入“一将难求”困境。
上述多方面压力，或为执行总裁张家文投资管理带来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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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跌回七年前谷底
2017年8月，中银基金原董事长白志中离任，章砚出任公司董事长。至本次离任，其担任中银基金董事长一职时长接近八年。对于章砚的下一站去向，有知情人士称其将回归中行。
与章砚类似，代任董事长职务的张家文在中国银行也有着丰富的任职履历，历任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太仓支行副行长，苏州分行风险管理处处长，苏州分行工业园区支行行长，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2013年，张家文加入中银基金，现任公司执行总裁。
作为银行系公募“元老”，中银基金凭借国有大行与贝莱德的股东光环，近年来管理规模从2020年末的3571亿元飙升至2025年一季度的6500亿元，增幅达82%。
但这一增长呈现极端失衡，固收类产品（债基+货基）规模从2926亿元暴增至6201亿元，占比高达95.4%，其中货币基金规模更从692亿元猛增3.83倍至3347亿元，反超债基成为规模主力。
与之形成刺眼反差的是权益类产品的持续溃败，混合型基金规模从2021年一季度的621亿元跌至2025年一季度的207亿元，降幅66.7%，近乎回到2018年市场低谷水平。全口径主动权益产品（混基+股基+FOF+QDII）规模占比仅4.6%，其中股票型基金规模仅剩58亿元，显著落后于工银瑞信、招商基金等同行。
回溯历史，中银基金曾在2013年跻身公募规模前十，混基规模排名第13位。但两轮市场牛熊（2015年、2020年）成为分水岭，当同行通过权益产品扩张规模时，中银基金的混基排名在2022年滑落至35名开外，至今未改颓势。
截至2025年6月17日，其88只混基产品中，近一年跑赢行业偏股混基平均收益率（9.92%）的仅24只，64只产品业绩不达标。更严峻的是，权益类“迷你基金”占比超50%，51只混基规模不足5000万元，清盘压力骤增。
这种颓势与人才断层直接相关。2021年至2025年5月，中银基金累计离职基金经理17人，包括陈鹄飞、王帅、吴印、王伟等从业超十年的老将。以王伟为例，其管理的中银智能制造A曾在2020年以109%收益率跻身同类前5%，但2024年离任前近一年收益率暴跌31.31%。接棒的新人基金经理任职年限多在3年左右，除黄珺外，多数业绩表现平庸，陷入“一将难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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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枷锁下如何破局权益赛道？
中银基金的权益困局，深层原因在于体制性短板。作为银行系公募，其高管团队多来自中行内部调配，市场化选聘人才不足，导致激励机制僵化。现任权益投资总监李建出身固收，2020年上任后仍以管理债基为主，引发“固收将领统帅权益部队”的市场质疑。
这种“路径依赖”亦体现在战略选择上。当2014年货币基金爆发式增长时，中银基金未能及时布局，2020年三季度货基规模一度跌至615亿元，错失扩张窗口。尽管此后规模回升，但债基与货基行业排名已从2013年的第1、第2名，下滑至2025年一季度的第7、第16名。
2025年监管层发布的《推动公募基金《亚搏手机版登录入口》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对中银基金形成直接冲击。新规要求主动权益基金实行浮动费率，跑输基准需降费至0.6%，跑赢则可升至1.5%；同时基金经理薪酬与业绩严格挂钩，彻底打破“重规模、轻回报”的行业潜规则。
对权益占比不足5%的中银基金而言，这意味着两条路，要么在固收领域与头部大厂硬碰硬，但其货基份额已被余额宝等互联网产品挤压；要么痛下决心改革权益机制。然而，缺乏明星基金经理、投研体系薄弱、激励机制滞后等问题，让“补短板”之路困难重重。
券业观研认为，执行总裁张家文若想带领中银基金扭转颓势，需在三方面破局：建立市场化的人才激励体系，吸引权益投资干将；打破内部晋升壁垒，引入外部专业管理人才；重构投研框架，摆脱固收主导的路径依赖。否则，在权益赛道加速洗牌的当下，其规模排名与业绩表现或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责任编辑：尉旖涵
